新仁学与个人思想史背景的关联
新仁学观念与个人历史背景的关联
仁学实体为发生于、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实践学思想，其存在媒介为若干经典文本，其本身的思想生命力来源于中华文化历史本身，为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任何个人的发明。所谓新仁学乃指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全面汇通后，根据现代学术理论，对于原始仁学进行的现代解释和运用。前者为历史存在，而后者则为仁学与全新文化环境互动后的现代产物。历史原型，现代理论，现实运用，三者构成了新仁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新仁学理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源于时代一般文化学术趋向以及个人具体经
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作为体现时代一般特点的“实践学支点”，遂可
成为时代的一般性与个人 经历的特殊性之间的汇聚场。此一般性特点于是
获得由个人特点具体支持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个人本身并不重要的偶然经
历过程，因成为此一时代思想趋向之作用及反映场地之一，也就可成为某种思想形成的相关因素。于是，本人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特殊经历形态，不期然
间也就成为一种新伦理学思想产生和表达的实践学基地。以下对此一般与特
殊的相互关系加以简述，以有助于阐明本人所谓的“新仁学”在新时代以此
特殊方式获得其生命力及新方向之根由。
互联网时代，人文学术实践的方式亦将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本网络“学术中心”的含义自然与百十年来大家习惯的作为机构实体的“学术中心”之含义有所不同。所谓不同，应该主要指“构成形式及形成背景”上的不同，而非指学术功能上的不同。“中心”就是“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表达者”之意，简言之，“中心”即“组织者”（organizer，英文中这个词还可指“档案分类书架”，因“分类”就是基本的组织性功能之一）。传统上，学术中心的要素是：文教制度内的存在，集体性的运作，机构及依存的建筑实体，交往的主要对象则是其他机构及机构人员。但其功能或目的只是在常规业务外组织特殊的学术活动和进行专门的学术表达而已。网络时代使我们有可能想象将“中心”的上述传统的实体化形态予以“虚化”，而试图仍然保持其基本功能或目的。准此理念，我们尝试建立此一网络学术中心。它一方面试图保持着传统学术中心的学术活动组织化功能，同时，由于摆脱了各种实体性限制，其学术交流对象范围还可较传统实体中心有所扩展。当然，体制外的虚体中心与体制内的实体中心之间也具有一个基本差别：在学术领域内享有的“权势”不同。实体中心依附于制度而自然附带具有制度所赋予的学界“地位”和“权利”，并具有制度所拨与的经费，遂可成为现成学术权力和学术利益的分享者（这往往是实体中心建立的目的之一：增加学界权势，即扩大影响力）；而体制外的、（单一或若干）个人建立的虚体中心当然无此种物力性“优势”。然而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中心虽然物质条件优厚却必然受到体制内既定规范和目标的限制，难以自由进行学术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与此相比，网络虚体学术中心则可在学术规范和目标方面享有大得多的创造性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虚体学术中心可能开创出一种新型学术实践方式模型：在不凭借制度性权势支持下，进行目的更具纯粹科学性的学术理论实践，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并可能达成更具创新性的学术思想目标。凡此种种，当然也均属本虚体中心的理想而已，至于是否可行和可取，还有待于未来实践中加以考验。此外，此虚体中心的创意，实际上源于本人及合作者长期以来在体制内追求此新型学术中心建设过程中所遭遇过的多次失败；实际上，我们是在体制内追求建设实体中心的努力失败后转向此虚体中心建设构想的。其构思动机并非不同于今日大量存在的“书院”形式。“书院”的主要特点就是其不属于常规体制，虽然今日之书院多须在某方面仍须间接依附于体制。本中心与书院不同的是，书院沿袭传统上的各级教学目标，而本中心则直接承担（组织和传播）学术研究、表达、交流的任务。因此书院虽然理论上是私人性的或体制外的，但同样受到种种实体性限制。本网路中心则是在资讯来源、交流对象、交流方式、表达方式等各方面较少受到具体性的时空局限和人际关系条件的限制。
本中心提出的仁学伦理学的现代化研究，遵循着由现代国际符号学运动开创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全新学术方向，因属前沿学术范围，故而目前不易在中外学界体制内加以推行。我本人今夏在中国大陆多处访学，经过与各地学友的多方面讨论后，（特别是在重访幼年度过4年的古县城城固及古路坝之后）终于顿悟，此种超越体制内思维级次的、跨学科方向的新知新学之推进，也应该在实践方式上与时俱进，于是才得以从几十年来的学术机制实体观的旧思维中解放出来，决心开始尝试进一步诉诸于网络世界的“符号学和伦理学学术历险”。此一网络形式的研究中心遂得以初步形成。以网站形式建立的此一研究中心，旨在于互联网时代克服国内外实体机构的制度性局限，通过与学界机构及学人的各种可能合作计划，来促进有关中华仁学伦理学思想的古今意义及其未来国内外运用等方面的现代化研究。虚体中心虽然设置于体制外，却期待着与学界体制内外各方面学术同好建立学术交流和合作联系。
建立此一虚体中心的实验性构思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创意，这就是中心决定表达其多元化“国际性的”构成特点。此一构想同样出于对思想“国际性”观念的扩大的再解释。传统上国际性学术中心是指国内外诸机构之间的地域间人员及出版物的交流。本网络中心的“国际交流性”摆脱了此一狭义解释，除地域间的交流性外，“国际性”特别是强调学术思想背景本身及其形成渊源方面的世界性（而非仅指国际学术机构之间人员实际交往性），即中心的学术实践内容和方向本身即是世界性的或人类全体朝向的。“学术中心”解释的扩大化表明，互联网时代，学术交流的意涵应该超越学术完全由各国机构权势控导的传统学术实践模型，从而可有助于强化学者个人超越环境限制的学术实践自由能动性。按照仁学精神，无论国内外，如无此种学者个人超越体制环境规范的治学主动性，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努力将难以真实实现。因为时当全球商业化无远不被时代，世界人文学术有渐渐沦为科技工商“文化消遣附庸”及“以学术为谋生之道”的非科学性后果之虞。中心学术思想所面对的世界性方向，因此直接避免了目前流行于海内外的各国学术民族主义之地域局限性，以及不同于今日国内外文教体制内实际流行的西方理论主导性。仁学中心的国际性或世界性的这一解释，是与我们在符号学中所说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解释学方向完全一致的。
所谓“新仁学”也就体现出民族历史性和人类普适性之间的一种辩证统一性。“仁学”之根源来自中华文明历史中的伦理思想传统，而“新仁学”则表示，于此全球化新世纪，此中华民族性思想根源在与现代世界学术思想汇通后之传承、发展、扩延之新方式。在此意义上，新仁学，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现代性的。新仁学理念就是一方面坚守中华原始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着重于仁学在新时代地域全面沟通后所体现的新实践学智慧，以期在人类历史新时代及全球化地域内，借助于人类最新知识技能资源，将原始仁学理念，在历史上加以发扬光大。仁学伦理学应该成为人类思想的共同财产。（新仁学目标，因此在理论层次和精神广度上，均超过民国时代国学、当代海内外新儒学及新国学、当前国内外汉学哲学与史学。后者诸学术类型基本上仍属于泛资料学研究层次）
那么为什么新仁学理念会由本人提出和初步尝试加以推进呢？这是因为，本人长期于中外体制外研习中外体制内的学术思想的独特个人历史，使我得以在全球学术教育体制化的时代，看出新世纪人文学术有必要在体制规范和程序之外探讨新的跨学科学术思想新方向，以克服中外体制内的僵化功利主义局限以及松动体制内学科分化格局，在更切合人类生存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仁学伦理学方向指导下，来研究革新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方向的可能性。而此一全球化时代学术运动的起始点，完全客观地说（而非出于学术民族主义立场），则必为中国学区。本人作为生长、生存于中华大地的现代人文学术理论学者，有责任投入此一惠及中国与世界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术革新的事业之中。
于是，最初基于本人个人学术思想形成史的此一所谓“国际性学术中心”之成立，也就与作为中心建立者我本人的具体学术实践轨迹联系起来了。与本人经历相关的下述五个象征性地区标志中所阐述的本人新仁学思想形成背景，在实际上、历史上和象征的意义上，可说明本中心宗旨与中心建立者我本人的学术思想形成史具有着直接关联性。
新仁学理念是中国历史固有仁学伦理学思想和现代国际人文主流理论间有机结合的产物, 本人五十余年来的具体学术思想历程，也就成为二者互动融汇的一个具体学术实践场。此具体学术实践场本身的“发展能量”（因个人条件的先天性限制）或极有限，但其思考方向和运作策略具有的普遍意义之重要性却并不容予忽略。现将个人特殊学术经历（不按照历史顺序地）列举于下，以期“间接显示”本中心宗旨意涵之历史性根源及其理论性根据；也即通过对本中心创立者之跨地域、跨历史、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经历的简略描述，以有助于读者对中心学术背景的进一步了解。这一个人经历与学术世界的特殊关联性，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被我意识到的，此一“关联性”为一个人历史性事实，自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的要点其实无关于个人于各方面按照通常标准均属相当平常的资质，例如，我不记得青少年时个人曾经有过任何特殊才能表现。而个人特殊经历后来产生的（主要自新时期以来的）此一特殊学术运作场的特点（以下将描述），恰恰适合于个人后来特殊学术方向的形成。现在我指出这一个人偶然性与学术大环境的交互作用结果，导致了一种超出个人性目的的公共性学术视野。我于是觉得有必要将其展示出来，以使其发挥学术大方向方面的一定启示性作用。
1. 柏林-波鸿时期：德国哲学反省及伦理学学术方向的确立
本人在德国9年（西柏林1年，波鸿8年）期间（1988-1997），通过对西方伦理学、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系统研究，得以在中国儒学史问题上，将其产自先秦的“仁学”部分和产自秦后的“儒学”部分，从多个层面上加以“剥离”，从而发现原始仁学的普适性伦理学意义。于此同时，本人发现，正解的符号学和解释学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现代化革新的重要的并必要的方法论工具。为此，自90年代中期起，本人曾经会同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费舍教授在德倡议成立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所，并曾获得德国其他重要人士的支持。虽因学界体制的限制（汉学本位主义）倡议未能成功，本人经此计划推动工作而对游学德国期间学术心得做了系统整理，并明确认识到，居德期间个人对于中西伦理学问题和学术现代化问题的看法，已然含具了可行的全新视角和路径，其结果之一就是仁学伦理学理念的系统表达和传播（其具体成果为三卷英文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本人在大陆引介胡塞尔学以来，此一重要德国思想理论传统始终是本人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塞尔学不仅是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史上无出其右者，而且其思想包含着欧洲各种重要理性传统，如：犹太精神传统，德国逻辑精神，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唯理主义。此外，本人早在80年代即曾与瑞士现象学家和中印哲学家耿宁谈到的胡塞尔和王阳明的比较心学研究的重要性，此一研究今已成为本人建设仁学心志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柏林工大符号学中心作为本人完成符号学认识论基础之地，波鸿哲学所作为本人在中西学术比较研究中深化本人现代德国思想认识及形成古典仁学伦理学建构的始源地，在我的中西国际性学术实践中遂具有了重要的地缘标志性的引申义。德国时期研究经验的意义在于，由此我得以认识到，仁学伦理学和胡塞尔主体学之间的未来互动，将成为人类新人本主义伦理学构建的主体伦理学基础之一。
2. 巴黎时期：启蒙运动及跨学科理论观念的形成
新仁学伦理学观念的形成，来源于思想方法的跨学科理性化立场，其思想史基础则是法国十八世纪人本主义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跨学科的结构主义运动。后者大致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本人学术思想方式和方向确定的总框架，在此基础上本人完成了关于一般符号学、文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社会人类学符号学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三十年来，本人因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利科、克里斯丁-麦茨等人的关系曾多次访问巴黎学界，深化了对当代法国思想方向的了解。特别是于2004年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当选学会副会长后，首次在国际学界指出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与被西方学界今日普遍轻视的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人本主义理性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说仁学的德奥思想关联主要体现在意识分析和下意识分析领域，那么仁学的法国思想关联则主要体现在文化、社会、历史、文学的广义文化人类学方面。但是，无论是仁学的德国思想关联性（主体心学）还是法国思想关联性（历史实证论），都是在超越了德法学术制度性规范限制后进行重新构造的产物，并非现成地从今日德法学术思想体制内所导出者，并与德法原创者自身的理解不尽一致。因此，自新时期起即以现代德法思想作为主导范围的我本人学术理论探索，明确地区分了研究对象领域（德法思想话语本身）和我本人的批评性的独立研究方法间的区别。虽然本人先后在巴黎居留研学时间有限，而新时期以来本人对当代法国学术思想的接触则最为长久，故可视法国思想产生地巴黎为本人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象征性背景之一。
3. 旧金山时期：“新大陆”作为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国际伦理学学术实践基地之理想
本人自90年代起以“杰出人才类移民”身份定居于旧金山湾区以来，依赖新世纪网路革命和附近伯克利和斯坦福两大图书馆的便利，得以将在德完成的中西比较学术理论以及仁学伦理学研究计划持续加以推进。自从于本世纪初起陆续与中国大陆学界建立起各种合作项目以来，首先在湾区完成了中文《仁学解释学》专著。几年之后，通过在旧金山湾区较前更为丰富的资料储备进而完成了远比1997年同类英文著作更为扎实和系统的中文《儒学解释学》专著。正是在（作为今日高科技世界之都的）旧金山湾区，本人关于仁学伦理学及其与儒学思想史的关系的研究，获得了更为系统的成果（在世界科技中心的场景前所完成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构思）。此外，依赖身居旧金山的国际交流便利性，实现了多次在大陆举行的中外符号学学术交流的合作计划。在此13年中，本人重新认识到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任务虽然只应当、只能够在中国大陆学界推行，但仍须继续联系于国际学术合作活动。此外，正是在旧金山湾区本人开始逐渐认识到，未来中国人文学术也有在国际舞台发挥独立建设性作用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本人学术活动的旧金山时期，也是新世纪网络文化革命开始的新纪元开端；本人自2004年于法国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获选为学会副会长后，所参与的国内外跨学科的符号学活动也随之扩展，其最重要的结果为本人参与组织的2012年10月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以及“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成立。不过，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及首届南京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后本人也认识到，中外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也必须与时更新，一方面固然不可能再抱残守缺，像海外几代新儒家运动及中研院史语所那样幻想依附作为西学偏流的汉学来在国际学界宣导学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地在国际西方学术权势场域中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交流的方式今后应该更具多元性，借以充分、全面地调动网路时代学者与青年学子的个人精神思想能动性，以期使国际学术交流逐步落实到学者个人间的思想互动层面上（而不只是体现于机构间的学术联谊和职业互利行为层面上）。就此而言，本人居于旧金山湾区的地缘便利性，应可为促进中西国际人文学术交流继续有所贡献。实际上，过去十几年来，旧金山湾区居所正是本人全方位强化个人研习与参与推进跨学科、跨文化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事业的运作地，今后并期待其也可成为在国内外推进仁学伦理学研究事业的一个实践地。本人的旧金山学术活动时期，也是本人作为国内外体制外独立人士，在国内外体制内克服其结构性惰性障碍和推动其跨学科潜力的时期。此一个人独立性及相关集体合作性的学术努力，希可成为新世纪的人文学术跨学科-跨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有效表达。中华历史仁学思想，经过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的现代理论性支持，实可契合于现代跨地域、跨学科的世界前沿人文理论思想的新方向。
4.城固-兰州时期：抗战八年西北仁学兴学精神之始源地及本人幼年于黄河边自由心智初萌地
自从2011年秋本人偶然获得返回幼年生活地（个人有清晰记忆的生命始源地）----兰州十里店和参访曾有地名记忆的华家岭山区以来，在世风较为淳朴的这个西北城市中陆续建立了若干学术性联谊或合作关系。今日西北师大正是位置于我曾长居四年的“黄河边”栖居地“十里店”之原址上。不久前“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的建立，一方面体现了兰州学界对于抗战时期文教界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精神的永远崇敬情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兰州学界对于新知新学新理论的学术开发事业具有的强烈热情与志趣。西北联大精神的历史性意义应该提升到仁学‘君子固穷’和‘穷且益坚’的伦理性高度来体会。家父于全校途径天水、华家岭迁至兰州十里店建校时，特别将师院‘水塔’（今日白塔山）的形状模拟于战前北平师大水塔的形状建成，表现了对于已沦陷敌手的故都之深情怀念。此种在艰困时代不弃理想而心系于教育事业之根本的态度，岂非正是仁学精神之体现？正如孔子于遭遇艰难之际所忧者在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西北联大精神正体现于广大西迁师生于危机时代能够高扬于道德、勤学于不辍！此一将伦理意识与学术思想融贯为一的精神，也正是今日人类人文科学革新所急需的治学态度？此外，本人目前参与推进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网址也适巧最后落实于兰州。不想幼年故地兰州，在历史上、实际上和象征层面上，均已突然与本人推动的学术事业发生了如此重要的精神联系。
我于是体认到，“兰州”今日恰可象征地代表本人继续参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另一个“仁学实践地”。正是在兰州，作为中国教育家的父亲，于其1949年前长达十多年奋力于高等师范教育建设历史上，实现了其个人教育事业生涯之“高峰”：此即，于民族危亡之际，本仁者之良知，体认到民族生命的本质为朝向于伦理目标之强学，而能全力投身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创建事业中。其筚路蓝缕之功，遂可遗泽于后世。
5.北京-宁波时期：致良知兼道问学的长期求索历程
早先的经历与后来的际遇，如无本人在旧时期府右街旁长达20年的精神与学术历练，是不可能产生如今所达到的认知结果的。一个偶然的事实是，社会动荡造成的个人生活方式偶然选择的结果，将以下两种因素扭结在一起：生存于双倍的体制外（社会的和学术的）与长期系统的独立求学生涯。在此双体制外进行强学的个人史，其积极结果首先是摆脱了任何体制内的职业化功利主义动机，此一个性形成经历竟然成为国内外学界之殊例。其积极性效果则是，本人于新时期的国内外经历中不免处处与体制内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作风和方式相左，但仍有自身能力支持可不为体制内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倾向所吞噬。此种主观性格与本人今日倡导的新仁学理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真、利、权的价值三维中，自然地可以以真维对峙于利、权两维。此种个人历史上形成的性格已在功能上转化为学术实践的责任意识，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因求利而屈从于国内外各种不当人文学界权势，后者通过营建各类学术权势体系以追求个人及团体名利势之增益，并因此而自然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本仁学中心的任务之一，即在于试图促进新仁学伦理学探讨与人文科学革新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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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说明可以理解，在网络时代“学术中心”的意思也可以超越传统的机构实体性，而可表示任何具有学术合作和组织功能的一种“操作性位置”（operating site）。其方便性则在于可以免除实体性机构的不可避免的体制内运作方式的限定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今日任何学术活动最后都要求与体制内学术力量结合，以形成相互补足的学术交流效果。但如本中心未来的发展事与愿违，此一期望中的思想表达本身仍可体现“尽其在我”之仁学实践观（完成“独善”，亦应“无入而不自得”之教）。只求其义、不计其功的仁学人生观，早已由孔孟创发于两千多年前，实已成为中国文化精神展开的“指路明灯”。如无此种独立的仁学人生观，两千年来于封建专制体制内，何来如此丰富的文化精神成就？仁学就是尽其在我之学，就是独善兼济之学，就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之学。今日全球化商业化大潮当道，世界人文学术大有蜕化为职业化谋利工具之虞，具有三千年精神磨难史的“仁（义之）学”，岂非正应于此时挺身而出，确立标准，以期使其成为世界及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科学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李幼蒸， 2013年9月/11月 （于地中海游中亲访雅典、以弗所等西方信仰始源地归来后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