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回顾,人文危机

                                世纪大难与人文前途
                           ——2020鼠年回顾
 
                                      李幼蒸
 
因“庚子劫难”言之凿凿,像 我这样一个不懂、不信历数者,其理性信念亦不得不为之有所摇动,故急欲验之。果然,过去一年真地发生了两桩突起之历史性大事件:地球大瘟疫与“大选动乱”。前者遍及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感染人数逾亿,死亡超越两百万,尚在方兴未艾之中;后者颠覆了三百年来人类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与期待。经历种种,人所皆知,无须赘叙。医学性与社会性灾异纷至沓来,死伤无算,此仅其一也。更其令人生发“今夕何夕”之感者,则为大突变间显露无遗的此一高文明时代人性之恶!几千年的“文明”,外衣也,其所包裹的“内里”竟然古今一体,不变如初。一个“私”字,一个“谎”字,一个“恶”字,毫无遮掩地令人目不暇接(俗称:跌破眼镜)。对于我等以观察、研究、思考为业者,于此 庚子年间意外获得的最大收获即空前深化体验到的“人性真相”!“撒谎绝不脸红”,“谎话说的和真的一样”,更严重的是:如此普遍!其言者绅士淑女,衣冠楚楚,其私心恶意,岂止昭然若揭,而可公然指鹿为马。非仅政法也;最具“振聋发聩”力者,乃系此一世纪性人性堕落奇景,竟可突然现之于科学、医学、媒体、电技、文体等高知群体中。我等素来易于标新立异之人文学界,在以伪乱真作业上,反倒“相形见拙”了;我辈知“作伪”为耻,只因“寡人有疾”(战国人何等坦荡!)而必多方伪饰,而彼辈竟全失耻感,拉帮结派,公然 造伪,以势欺人,看你“奈何与我”!遂识:公然无耻,借势欺人,并非政法人专利也。此为两大世纪性大案中我等作为“局外人”之人文学者所获最惊悚的深层人性认知!相较之下人文学界之“失真原罪”,反倒因之减缓了许多。作为当世无用之“文士”,我辈虽无“作事”之力,于此文化危机之刻,岂非仍可续行古贤“作史”之志乎?非欲有成,仅欲 心安而已。
 
于此“守拙待命”之际,刊载新世纪以来学行历程的5卷本 “李幼蒸学术文稿”,最终竟然以自费方式在台出版(有书号,故可为图书馆收藏);收到印制精美的繁体字版样书后,与我本来粗略完成的简体字《文稿》本(待上网中)相比,堪称一份“纪念品”了。作为“弃书时代”的爱书者,遂可于此全球化“去义逐利”大时代,以此微薄心迹,克尽“有始有终、惟义是从”之素志。5卷文稿中对于 国际人文理论主潮的批评,验之今日,不仅全部有效,而且经此次“文明大事变”冲洗后,尚觉分量不足也。换言之,虽然庚子年大事变中再证现代文史哲毫无参与时代应变能力,却可间接地,更为切实地,反进一步自证其落伍、无力,并有蜕化为高文明时代“鸡肋”之虞!然而,自然科学家一类高科技人士的“以科技谋私利”的普遍品德,却也反讽地松缓了我们对人文学者的一贯批评。私字当头,无人无之,千万年进化下来人性未变,变的是外在制度。有好制度者方有好道德(海外评论人士大多倒果为因,媒体人之文史哲无知无识一如往昔。凡将时代因果问题归诸于“无信仰,无道德”者,皆非愚即诈,因其将“果”视为“因”也!),虽“徒法不足以自行”,其要在于“法”(广义制度)之切实有效,而非在于先立德而后可行法,因人性之私乃根源其动物性本能也。此次“大选闹剧”之空前严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警示为:法与制度是随时可为有心人、有力人加以破坏的。从此制度被破损的事变中,我们再次实证了一事:人性之私乃不可忽略之生命事实。“克己复礼”为一种封建古典式以制度克制私利之初级文明建设,惜乎仅具“半套之功”,更不符文明史之新局;民主法制为现代史的建设成果,曾经何等难能可贵,而今证明了其内在之虚弱,而其被损坏之原因端为:人性自身的动物性“求私业障”之永存。从认识论上看,庚子年两大灾变给与的积极教训正是再次提供了长期被文明外衣掩蔽着的人性惟私是求之“痼疾”。【人本主义直认人为动物性与人性之混合,此所以孟子有“几希论”,此所以一部《论语》之深旨皆在于如何以“纯人性”自克其“纯兽性”之“术”。“人性”一词広狭二义,广义兼指善恶两端,狭义专指善端。此即人本性伦理学实证主义,古来惟孔孟所独有。而无论“原罪说”,“业障说”,均欲“为人卸责”而已。至于其补以“立地成佛”、“悔罪获宥”之劝谕法,相当于各自“自毁逻辑”也。】而对于我们人文学者的教训意义是:因此人性痼疾而导致的现代人文科学制度中的内在“反真用伪”机制,正是根源于人性恶本能自身。于是,此一结论岂非正是支持了我们人文学者必须返归中华传统仁学良知学的经验实证性 理由吗?
 
 
在为本人文稿台版撰写短序时,突来“神笔”,发现了此一本属无奈之择者(既须自费出版又得面对对此类文稿毫无兴趣的海外学者)竟暗含着一种或非牵强的理由:以本人在大陆提出的“新仁学”对话于海外七十年来的“新儒学”。历经四十年的海内外学行经历,我渐意识到:大家很容易表面上接受同一“话语流行”,却彼此对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四十年前学人几乎毫无接触新知新学新理之机会,如何可能纷纷一蹴而就地将新语新词朗朗上口,并使之成为学界之“共识媒介”呢?【1977年秋译就、年底交稿、至1980年出版之《结构主义》,初版竟然开印数万册。】人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却因在“公共媒介”内形成了共同熟悉的 “话头”,遂以为已经“知道”了其义理(其实所知道的是“能指”非“所指”)。支持此类集体性以表代里式认知的更有力原因,当然是国际学阶制度的大势力存在。现代文科博士制度,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百年来的此文教制度使人便于获一技之长(偏知),另一方面因普适等级制度之存在,促使学人不再根据知识世界本身,而是转而根据人为学科培养程序本身,来规划自身知识建构任务。真伪求知原则遂被“程序成败原则”所取代。博士制度的此一双功能,也成为当代西方人文学界彼此比高比低、追名逐势之制度性基础。本人以前提出的人文学者之技术性造诣与思想性价值二分法,具有着可切实验证的认识论判断价值。因为所谓“技术性成就”是学术制度的直接产物,具有极高之时代偶然性、人为操作性以及私利必要性,因此具有极强的全球化普适诱导性。现代文史哲学界名流不再相等于历史上的“思想家”也(所谓文学诺奖,今日已不具任何真实价值与文化影响力)。以至于思想家名头往往被归之于媒体人、科技人(“思想”今日与文史哲已无缘了),学理与思想分途展开,以至于两失之。此一文化文教倾向,充分证实着人类文明的去精神性大方向今已确定:唯物质主义的技术化文明。
 
《文稿》已然率先指出【所谓“率先”资格,源于本人非属“博士制造工厂产品并未签署中世纪般行帮作业合同”,故可超越学科制度化规范据实 以言真(不须据利以合规),非因本人资质优异也,乃因无虑于行帮式组织力之障碍也。】,国际人文学理主流之时代性偏误,一则源于唯物质主义之人文异化总机制,一则源于西方文明人文学术史本身之历史资料性固化。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史固然有其一偏,西方宗教专制主义史亦有其另一偏。科学现代化学术革新任务正须克制两类偏误,连接两类正真,以创造性地综合建设新世纪人文学理新框架与新方向。为此两大文明史资源首须同时克服当前国际标准化职场之技术性异化机制,后者足以障碍人类学术纠偏导正之自身新目标。可惜国际学场绝不见此,一则因其追求个人名利权功利主义之“动力学”机制具有科技工商之大势力支持之背景,一则因其仅只存在于西方文明单维性传统内,没有能力对话于不同历史文明思想,故因此双料“对话学惰性”而放弃着多文明间思想对话术之发展(尽管此对话术的技术性方法来自西方)。这就是何以中西精神文明时代“碰撞”中最为符合人性及理性之中华仁学伦理学,虽然深具普适人本主义精神反而显得“不合时潮”之缘故,而今日世界今日所最需要者恰为此“万古长青”人性论之人间正理也。仁学固然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观与实践论,但其今日学术重要性首 在于其隐含有现时代认识论中的理性启蒙源泉。
 
我们曾经将东方仁学比喻为西方“圣经”,是就其“基本性”或“原则性”而言,所不同者为,其他文明传统之“经”均相关于道德学原则,而仁学则更为纯粹地相关于“伦理学”原则(本人的解释学与符号学立场偏重于强调:如何通过重新安排传统词语的用法以更恰当地表达新意);前者的运作域为社会与行为,提出的是规范与律令,后者的运作域为心田与意志,提出的是人性真实和价值方向。前者之外行虽然必有其内心根源,貌似由内制外,实则以外制内(此所以西方文明重在其自然性、逻辑性、权势性、法制性)。道德学因行之于社会外域,故必随境而异,与时俱迁,其动力学具随动性,意在外行为之必成(故民主与科学由其发轫);伦理学因行之于心志内域,故不随时空变迁而常守其恒。区别仁学与儒学的现代用法,正如区别伦理学与道德学的用法,都是为了在微观层次上精细化思考对象之不同运作域及其不同功能,而在社会宏观层次上内外一切因素均可混合为不同自然现象。此所以说“仁学还原论”,乃至“心学还原论”,正是为了首先分别辨识人文心理对象的不同层次与功能,之后再考察各类跨层次、跨领域、跨功能的混合社会文化现象。现代中西思想比较研究的最大成就,首先就是交叉跨越不同文明传统上产生的不同描述性与分析性惯习,以在文明与文化融合过程中重新设定对象与方法间更确当的规定性。就伦理学思考而言,东方之直观类“精密性”并不输于西方逻辑类“精密性”,因前者对象为心界,后者对象为物界。后者虽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必需,前者则为人文科学所必需。因人文学理对象兼含物、心、行、人际关系等彼此异质性领域,尤其侧重于心物关系、思行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动态交叉互动领域,其描述与认知方法远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复杂,却更近于人类生存之本义。与人类福祉相关的首称此一今日被系统轻忽的知识部门。西方的广义“物学”与中土之广义“心学”,本应相互合作,共同推进时空全球化后之人类全体精神文明建设。此一跨文明的伦理学思考,实为 时代自然-社会科学与人文-历史科学异质性沟通之认识论基础,却卒因上述原因而根本无从施行也。此意之方方面面已在本人《文稿》中不厌其详地讨论过了,今日重提,即因此庚子两劫历史性巨变对之加深体悟也。
 
从社会科学与时政分析角度看,本次“庚子之乱”故足以名实相副,从其影响力之广被深远看,甚至可以“空前”喻之;此前诸“乱”,均属外在事变与身体伤亡,而此次之“乱”,一则深露社会“体之乱”,一则直显人类“心之乱”。实则,所谓庚子之乱,仍属外因具有空前有效的“暴露”之功,遂将百年来“现代化进步外观”所掩盖着的社会性与心理性两“深层肌理”,赤裸裸掀翻于世人面前。科技工商世界中,金钱与技术的空前细密配合,表面上正在形成着高科技主宰人类命运之全新历史新局,实际上此一源于千万年人性中“人兽交战”之老戏码的技术性革命,已显示出人类颇有兴趣自导自演此一自我毁灭于宇宙的“人间喜剧”:为争权而夺利,虽百死而无悔。
 
 
而本文则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特别体会到时代大变局中一贯隐蔽甚深的人性痼疾对于人文学理革新使命具有着何等尖锐的启示性。一向以来我们专谈人文科学问题,不谈少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并视后二者之发展大方向堪称健全,并可作为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之楷模。其中偶有弊端发生,不过视之为个别败类之作为,不足以害其健康发展大方向。然而此次大变局中暴露出“科学家类”(含科技、理论、生技、“主流学霸”)群体中竟然 同样大暴其私其伪。本人在《文稿》中一再感叹人文学者人生观颠倒黑白:不以职场为学术求真之具,反以学术为职场夺利之具。(只因今日文史哲仅属“寄生者”,故其伪其失,不足挂齿而已)此番庚子两难期间方知科学家何能免俗!别以为“科学家者”,其人格已内嵌“求真本能”,岂料,生当“一切向钱看时代”,科学者,可同为逐利求名夺势之具也。(高端精英又何能免俗?或恰因其高端而更具容易欺世盗名之资质)“科技成就”也主要成为其人追求名利权之工具,而其特点是因其行业必具科学理性资质而在必要时却正方便于以其公认之“真理权威”地位而传达虚假信息。乍看来似属无意之失,而细看来或为有意作伪。如连科学家者亦为“以真求利”之徒,我们又如何可能奢求准科学的人文学者坚守义理呢?换言之,当危机逼近或机会到来时,科学家者流多可“图穷匕首见”而露其本为求利为名之本色,于此可证人性求私痼疾是如何根深蒂固。千万年来同一,不过是形式不同,手段不同罢了,动机与目的,则必万古长青也。与手段目标不乏皆伪之人文学理相比,自然科学则属“高段作伪”:如以真实手段(金钱与科技)行伪善之事(拉帮结派追求隐蔽名利权),则属“伪中之大伪也”。以虚行伪易查,以实行伪难知,而其为害性(试看今日高科技大亨无不野心勃勃,颇有欲效古君王霸权之势也;古人以武,今人以文,二者动机与目的雷同,不同者手段形式也!)
 
此次世局突变,其反讽性之“得”在于让我们成倍加深地获知人性真相。一向视为人类文明“净地”的广义科学界,竟然 藏污纳垢如是,遂使我辈信奉理性科学观者竟有顿失依据之哀。进而思之,仍可以更深刻的人性论伦理理性来恢复认知的平衡。人性与理性的互动态势,自古至今如是,其肌理并未少变,所变者为由智力单维增长而不时 产生的作伪技巧与假公济私之能力。今日科技工商新文明时代之科技霸权文化,实为传统政军霸权文化之“变样”,二者之人性根源同一。故自然科学界,一如一向所称的“科技工商界”,同样充斥着“以学谋私,以技谋私”之实践学结构。文教制度化的高度发展促成了科技霸权单位的蔓延,一方面强化了科技实践秩序,另一方面也在此秩序中嵌入了垄断性的价值观定位机制【基于制度上设定的师生利害关系共同体之营建逻辑:彼此在机构网络里相互依托,彼此呼应,意在结成代代相传的帮派垄断团体。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老戏码,自古已然,于今更烈。凡逞私耍横者,首务即“拉帮结派”。结帮为非之术,随文明史上物质技术条件提升而不断精巧,务使人莫辨真伪虚实】。社会人文科学为求生存也不得不沿此模式发展,“大一统”之国际学术制度遂日渐固化,此秩序体系并与各地文教科研系统“联接”,织就了全球化的“功名爬升等级秩序网络”。由于根本的目的是“以学谋成”,目的在“成”(成而达私),“学”也者手段也。重点在前而非在后。因而全球化学术垄断体制必然倾向于“垄断”各类相关技术性程序方向与功能,以便不断强固其垄断制度的有效性。这就是我一直警示的:人文学理内技术性(沿选定题材资料及特定方向与方式)提升,与思想性呆滞并存,从而掌控全球学术网络生态,并据此“制度性垄断”之方便巩固一方学界之权势。此种学术生态之所以行之有效,自然因其应和于、受护于全球化科技金融文明化垄断之大格局,通过佯攻实衞之后现代主义法术,与之形成“文明互补”关系,达成合作共赢效果。
结果,不管什么课题,其主题范围、思考前提、权威资料、判别标准、实施系统等都被“国际规范化”、“程序统一化”、“论述标准化”;于是,人文学者之记诵及整理的材料日渐丰赡,其独立思考与批评反思的能力反日渐衰退。此一结果,在全球化今日国际学术合作盛行之际,自然大有利于国际学术主流体系结构之稳定性,也即大有利于学界霸权系统权势的牢固性。
 
我在《文稿》序言中谈及出版动机实为“知不可为而为之”套语,其实意为:并非乌托邦地幻想在此科技工商主导的人类文明新时代,新仁学或可以有所作为?而是重复指出,新仁学今日只是“诊断”之具,并无“处方”之效,此正因仁学早知其义所在。“木铎”者“标尺”也,虽可用以评定是非,不足以成功事物。评定是非,辨析真伪,蠡清善恶,此即“闻道”乎?此三者皆属“心事”,与“功名”无关,其后孔孟话语被法家用作利诱之具,卒使天下英才“入我彀中”,也即完成了儒教将孔孟加以“异化”,使其“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是多元化中华文明之另一枝干——法家之历史决定性贡献也。法家功利主义为H1史域之“实践逻辑”,仁学为H2史域之“实践逻辑”,儒学儒教者,通过移花接木术,将二者混淆,遂成功筑成了长达两千年的儒教文明史传统。现代化文明全面更新以来,人类整体生存方式渐渐形成,在H1与H2两域均分头空前发展,然而三百年来二者交相促进之势,又在无限扩大规模上重复着其以力驭理的、“国际版的大法家”通过全方位“异化术”来驾驭“国际板的”人本主义“大仁学”之故技。现代人文科学两域内之“求真求善求正”之H2域内实践逻辑,首先被异化为现代版意识形态忽悠工具,使其被用作“求利求名求权”之H1域内的实践逻辑。此一“意识形态异化术”之庞大精细,因有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工商物力之依托,更其多彩多姿,虽非必有于H1内成善事之能,足可于H2内为科技工商主人实行有力于彼之监管。这就是本世纪以来本人在《文稿》中连贯表达的对当前国际人文学理主流之“异化潮流”提出批评之背景,以及对现代版新仁学寄予厚望之因由。所谓“诊断”,即分析上述 两种实践逻辑机制本质上的区别,固然无力纠正人文科学被异化为职场功利器具之势,但必有可能阐释两套历史和两套实践逻辑本质不同之理,以及析明此一“势”与“理”不可相融而纠缠不清之历史事实。后者或可诉诸良知不冺者,使其方便于完成“闻道”之素愿(或可比喻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家所说的“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此一比喻不甚贴切,因后者源于其天真的乌托邦幻想,而前者可呈现其认识论实证之力。)
 
为什么摆脱国际主流人文学术固化格局的问题得以率先在大陆学界提出?在一个开始学人文术现代化较晚的地区似乎反而出现了相对灵活性对话空间?“辩证法”在此:未受到严格国际制度化训练带来的缺欠显而易见,此为其一,而同一原因也表明欠缺其严格训练者也同时少受其制度性约制。同一理由可反向解释海外华人学界。正因其受到更严格的国际规范与制度规则限制并在思想上更信奉其合理性(因其较全面地纳入了国际学术制度系统),故主观上留存着较小的空间容受其他的、特别是批评性的独立思想方式。同样的解释更加适用于国际主流学界本身。
 
然而总体而论,当今人文学界生态大同小异,各自随着所受制度化训练程度的大小而在容受新知和拓宽视野方面各有利弊,而今日地球村无远弗届,几十年来学生学者均已将学术实践与职业追求合二为一(而战前学人尚非如此,不少人均可有意无意地将职业与学术分离考虑与处置),极少有可能保留着将二者分离看待者。这就是今日的时代精神和新世纪心理,其惯习已然成为习得性本能。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人文学理革新视野与跨学科思维倾向如此难以在国内外唤起警醒的原因。提出的任何观念、建议、批评、理由、例证等等,学人多立即将其纳入职场制度性框架内予以删削过滤,并以职场游戏得失准则作为处理讯息取舍之依据。新世纪学界人们已经难以在职场制度外来经营自身独立平行的真理追求目标了。也由于自各级学校起渐渐形成的职场制度性渠道之当然性规则系统的存在,也就难以容受与职场专业化领域之外的非制度化视野、问题、任务与抱负。学术抱负者已被具体化为职场抱负。这已成为我们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事业的结构性障碍!学人变得对于新知新学新理欠缺感觉【失去职场之外的“一般求知欲或一般好奇心”,也就是失去了学场职场之外的观察思考角度与问题设定!严格来说,职场人岂非也是“心死之人”!或“职场异化受害者”,也就是其心其智已被职场程序加以“编码化”了!于是任何新知新学新理资讯的出现,都会经过职场意识及规则网络之自动筛选而加以功利主义化的变异处置,使其被改造为适合于职场生态所需之待加工材料而已。】解释至此,读者也许会进一步把握我们所说的新阳明心学之时代性之真意了。反诸初心,反诸良知,也就是将自身心理与人格一分为二,在不得已而必成为职场人外以“另一自我”摆脱职场制度性窠臼而回归本心。以己原初“赤子之心”(所谓“良知”。良知非指良心,而是指智仁勇三德维平衡俱在之“价值观-认识论”体认力)为基地,独立面对世界真相与关键课题。
 
在此仅只举例言之。如国际符号学界在当代人文学术世界早已沿着功利主义大方向形成了固化国际活动体系,其治学内容与方向,如我几十年来所论,在理论上普遍地偏离了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大方向,不仅大多数理论人士的思考方向,自艾柯以来,极少符合真实符号学精神(此所以我会在2014大会上正面指出符号学理论的哲学化方向之错误),而且历届符号学“带头人”仅只关心如何扩大队伍,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真实提升问题。本人与之交流的三十年经验告知,他们的人生观,治学观,已然功利主义地固化,纷纷成为“以学谋成”实践者。我的“诤友式批评”,徒徒被其视为“伤害国际符号学学会利益”。此为学会某领导人语,2012时我见其文后直接反击,反击之速一者因会期在即,怕其言误导国际参会者,一者因素知其人无学,以利废义。今日回想我与他均正误参半,彼据实而言,“何罪之有?”因其学其职皆在于“谋利”,“利”者已被实体化为“人众势力”与“知名度”,与学理真伪并无关系。此情已为世间通则,昧于世情者本人是也。更深刻的问题还表现在,其号称国际符号学理论主流代表者,其“理论素质”普遍乏善可陈,而其非西学知识则相当于“零”,如何可期待彼辈集体参与跨学科人文科学理论研究?为什么今日学界只能“顺势而为”?因任何“悖势求真”之举,必然需额外增加“投资成本”,如此一来在“学术竞技场”中将立即居于弱势地位,从而直接造成损利效果。“利”字已成时代“第一字”,其势何可撼动?如今大变局下连不少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界均毫不遮掩地暴露其“唯利是图”之行为本质,遑论其余?利之对立方“义”也,利义之辨正为仁学思辨之主轴,古典仁学两千年来以之对峙于儒教专制霸权之“利”,遂仅只间接地体现在H2之独立精神追求窄途中,今日新仁学在全球化唯利是图大方向中岂非承担着同样的精神使命?在其主宰的全球化唯物质主义文明中的“科技工商”,其核心表现为一种“三联体霸道”,此即“高科技-金钱-权力”,它已成为人类朝向“去人性化的电子机械主义运动”之决定性驱动力,并逼使全体人类采行唯利是图人生观,有如古代“政-军-教”三联体霸权逼使被征服者改宗屈顺一般。久而久之,改宗后的被征服者竟可演变为较原征服者更具教派狂热者。物质条件代代不同,而正反人性“不变如昔”也。
 
事与理为人类历史上平行展开之线路,一属物质,一属精神,一者基于势力(根源于人之动物性),一者源自诚意(根源于人之人本性);两套领域、目标、方法、规则完全不同,却在历史自然表现上混淆难分,故前者可泛称为“物学”,后者可泛称为“心学”。就现代人文科学而言,二者必相互结合以行,而物学虽为“实学”,心学虽为“虚学”,而有关意义、价值、心志等“对象”均属“虚界”,故必以虚驭实,以心驭物,以意义与价值导正科学与技术也。如是,我中华心学不可自居下流,妄自菲薄,而应本求真求仁之民族精神性本质迎对国际学术主流。“入太庙每事问”,何等谦誠,当学乃必学;“人能弘道”,“当仁不让”,又何等自重自强,岂能苟且依傍国际权贵以自安?
 
** 总结
虽然庚子两难进一步暴露的人类文明危机,自本世纪以来,无不已然显示于《文稿》诸文中,年来空前恶化发展产生的现实冲击力,可谓前所未有;冲击之余,竟然反向产生了另类启示性:有关人类现实本质以及人类认知境界含蕴的历史危机性。前者如属于H1内之负面经验,后者则属于H2内之正面经验,“正负”就其价值观而言(幸福维与识真维),两者又同属H2精神实践中对象认知“含真度”之逆方向之猛增。人类在担惊受怕之余却也对文明、社会、人性、学术的认知深广度空前增值。原来同类认知中的透彻性,敏锐性,警醒度,危机感,均与身体性风险和社会性瘫痪“齐头并进”。君子素其位而行,有识者由此加重认识到:绝对不能再以现行国际学术等级制度规则为目标与标准,而必须进一步宏宽视野,提升层级,勇于革新,不为势屈。也即,明智区分H1H2区域、任务与功能,从而在本域有效完成我辈“立德、立言”之功。
 
**展望
 
 
古典仁学是春秋战国有识之士集体综合其前千百年来民族伦理文化经验的生命原典,古典儒学是秦后两千年中华文史精英在东方法家专制制度条件下对原始仁学的历史限定性解释与应用,新仁学则是在新世纪全球科学化唯物质主义大环境下,以心学 还原论和人本主义伦理学,对原始仁学进行的完整性解释与应用。古典仁学作为民族精神原典,并非个别“圣者”的创造,而是甚至于是数千年来无数代先辈代代沉积而成的民族良知沉集,战国以来假孔门师徒名义出之。其深意何止于助历代经受磨难的士君子们承袭有意义的生命存在方式,而是进而可直通现时代陷入惟金是求的人类全体人生观而有以敎之。孔孟原典皆质实之言,针砭人性善恶真伪,毫无神话装饰,故呈现了完全合乎实证与理性原则的“科学类话语”。与其成对而生者为同样贯穿千万年的法术之言。法家者,谋霸称王之术也,东西历史上无代无之,为历史1之真实动力学(古代以硬性身体暴力行之,现代以软性科技暴力行之);仁学者,求真求善之术也,东西历史上亦无代无之,为历史2之有效导航学。如无仁学精神,人文科学者必为名实不符之谋利工具,此所以东方古典仁学有演化为世界新仁学之必要的理由所在。何以民族性精神可演化为世界性精神?无他,源于其人本主义、人类主义、理性主义、人性主义之内在人类普适性也。
【此前两三个月间陆续缀成的此感想文,于“庚子年”岁末及本人本命年末上传。无意间才想到今日恰为父亲去世45周年忌日也。2021-2-2】
 
 
 
【附录文】
不久前出版社庆祝成立65周年,邀写一篇纪念文字。结果我竟把这样一篇本应是“社交性风格”的短文写成了个人借机抒怀之作。虽然前后已然随写随删多次,最后还是比约定字数多出了一千字。虽然预先就表示出版社可以随意删减(只要不增加字句即可),由于文章不大像此一场合(将刊于《中华读书报》)所需要的文章,告知宜将文中关于个人研学经历部分删削。我自然表示同意,本来也是要将此文另行贴网的,文章的整体意思自然仍可完整发表于网上。在撰写此文时,也意识到文意文风不应出格太过,而仍与趁机将个人近来日益加强的感想公之于世,主要想表达的是对人类人文学理(文史哲宗艺理论)的现状、背景、方向、前途的全面失落感。之所以突出此一四十年来逐渐加强的感受,乃欲对比于60年前对于现代理论生发的无上兴趣和寄望。尔今当最终发现各科各派理论话语的“编织法”已然被结构性地改造为“职场谋生商品”,根本离弃了人类求真精神意向;或者因职场制度性、市场化、范式化等“现代程序化”,研究、思考、写作,均已被权威性共识所规定(按照国际普适博士生产及学阶建制)的方向、方法、目的而成为定式化的“文字商品”。其质量判定的标准不再是客观现实真伪判定准则,而是转换为职场加市场中的交换价值规律。
 
结果,学理交流只是相当于职场运行中的规定之操作性步骤,而不再是什么求真解惑之场所或精神文化创建之舞台(今日学会、学派、中心等,无乃均相当于“聚势求利”之器乎?);其次,人文学理话语也就成为了任何技艺自然会带起的文化消遣或心理自慰之工具(功能可类同于“诗琴书画”而已)。为什么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后果之一如此?无他,今日人类文明已然注定朝着“技术化、商业化”的唯物质主义大方向飞奔前进。最近我突然意会到:为什么我们最喜爱的画作仍是前后期印象派?因为它最温馨地表现了那段永远消失了的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情调及理性主义天真。那时人类的认知类型充满了乌托邦的幼稚幻想和惟理主义的逻辑错误(也都最丰富地体现于十九世纪文学中),但十九世纪人之纯真品格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此正可与“有求真之心而无求真之术”的宋明古贤者的胸襟气度相比拟。
 
现代化时期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可以极其虚伪的两大势力观证之:或精神性势力观,如自命为知识精英之普遍表现出的专业化人士之技术性抱负;或物质性势力观,如惟金与权是求之专业者。一者为精神性势力观,另一者为物质性势力观,二者共同处均为个人追求广义权势人生观(却被技巧地掩盖在各式各样的欺瞒装饰下)。此二者恰为古人所贬斥,此所以有史上独一无二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文学;此所以有宋明季世的无数仁人志士之情操。我一直以为,百余年现代化以来,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问题,是其生活态度和知识结构的问题;现在则认识到,世界的主要问题也仍然是知识分子问题,是其骨子里的自私自利以及因应而生的知识生态问题。其共同的特点是,自以为是精英阶层,智慧高人一等,以为在一门专业里顺阶爬至顶级就自然具有高阶智慧与权威的同时,对于共同的人类问题实为各自以其不同之偏知偏识张扬自身,任意点评,最终目的无不是追求名利权。由于物质条件空前进步带来的现代诱惑性之空前丰富化,知识分子之普遍性格缺欠表现为一种“泛机会主义”或“泛投机主义”,并被美饰为“个人竞争主义”。物质进步与人际竞争的相辅相成已然凝结为固定的历史前进结构,其结果自然即为“人心不古”,其表徵即伟大文学和思想经典失去了产生的文化土壤。
 
冷战结束以来最为耀眼的科技革新即AI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诸多创业者都是天才辍学生。他们放弃了传统文教模式而是在单一技术性知识平面上直线突起,纷纷创建了自身的资讯控导技术帝国。其中更以作为后起之秀的某高科技大佬最具指标性。不少网文透露,这位甫达少壮之年者正以其资讯技术帝国为依托开始布局筹划其“总统梦”,足见其自信心和社会认可度可纯然“单维地”建立在“社会技术性平面”上。我在读到他的一段人生哲学自表后,更加理解“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技术主义”是如何有效地已经结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他的事业实践策略观是:关键在于如何将尽可能多的人组织在一个平台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平台上之内容。(大意)此即:关键是如何完成“聚众,控众”而不是如何辨析“真伪”及去伪求真。这使我马上想到后现代主义说的:没有“真理”问题(认知),只有“共识”问题(党同)之哲理的社会性依据。有了聚众,就有了势力。至于表面上的“商标”(公平,环保,民主,福利,快乐等等)因在此仅发挥其宣传运作性媒介作用,作为“内容”,遂具有着足够的空洞性,故最有利于 “聚众”操作。这样我们就亲历了AI文化:它只是一个中性交际平台,只是一个服务性“工具”,足可供一切人享用,也足可令一切人安心(因不涉及实质性“内容”)。事实上,它的确为人类带来了空前的交流方便性,同时其管控规则也在形塑着人们的生活与思维习惯,并将全球使用者联接在一起,成为最典型的“全球化”实体。现在,这样一个技术性平台的掌门人,在技术性创业功成名后,突然流露出要以此平台经营其政治权力梦的抱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电脑天才们的突发奇想,而应视之为时代自然的产物:正是技术性在支配着世界和人类【高科技带来金钱,金钱带来权势,权势带来野心,人间征服野心何其易于滋生又何其易于施行也!】。与前现代期几千年争权夺利的方式不同,如今仅只是单维技术性平面上的有效经营即可形成权力者的新形态。人们不必再思考辨析什么思想、真理、主义、科学、历史等等,而是可以沿着此AI技术性窄门捷足先登。有趣的反差是,这样一位住在矽谷的人,他连有数百万人文社会科学藏书的图书馆都没有进去过【没有翻阅过,翻阅了也一定“不知所云”;这样的野心家一旦掌权,心血来潮时最易于作为之事岂非即消灭图书馆乎?因在其认知中文史哲必均为垃圾也!】他的言谈都是技术常识性的“工具类语言”,却可突然因其技术性企业成功而滋生了以其掌控实用技术性资源和其实用的技术性知识来“领导”人类生存方向及控导政治舆论方向的野心?他的自信从哪里来?他的以往成功和未来计划象征着什么样的人类新生存环境?技术性进步带来的福祉又隐含着什么样的时代性危机?人类不再思考“内容与意义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之对象),而只须思考如何不断“发展技术”问题。也就是,没有了“何谓人”的千古人文思考主题,而人类开始仅由技术裹胁着朝向不断加强工作效率的“技术化动物”(智能动物)方向前进。这样的人类文明方向断乎不是十九世纪那些虽因知识不足而产生过方法论误导但在价值观上合乎人本主义的“泛乌托邦主义家们”(包括文学家)所期待的。是人应该成为技术的工具,还是技术应该成为人的工具?如是后者,仍然还有一个“何谓人”的大哉问。否则要人文科学何用?否则,几千年的文学事业全部归为“古玩类”。简言之,AI代新人类正在从方方面面引导人们成为与几千年历史完全断绝的“无历史存在物”(但可保持住动物性的吃喝玩乐能力及人类的用智互斗能力;结果,未来新世代即将成为“去思想性的高级物种”!)那些大批自幼耽于电脑鸦片游戏、长大后精于电脑技术并将其作为毕生追名逐利之渠道的“新新人类”,正在决定着人类文明演化大方向:“科技性异化”之新物种。这岂非将是人类异化论创始者马克思那时所想象不到的人类“消解精神文化”的绝对唯物主义新时代乎?
 
上述感受,也许夹带着我们人文主义者的一种“传统性失落感”,以至于我们会自然地轻视科技人士的社会文化性抱负。但是客观地反思之后也觉得此类现象绝对不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这倒是我们人文知识分子的毛病),而是全球化科技工商时代之自然发展。如放开想象力,会不会有这样的“畅想”合理地出现:AI人就是一种“准机器人”,他们正在为推进人类“准机器人化”(不是讽刺)而在扎扎实实地有效工作着。如果AI式科技人士不再是如历史上的权力熏心者辈而是单纯“服务人群的新人类”(我们对此类新生事物当然是将信将疑的),那就可能预示着人类未来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大变革:人类社会机器将在实意上由单纯的服务者、管理者、调节者维系?如是,这样的图景岂非正相当于十九世纪泛乌托邦理想主义人士之愿望乎?如是,反而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乏传统性内容”或“纯技术性思维”而在深刻的意义上成为下一个全技术化世代的“去传统政治先驱”乎?如此想来,益知生有涯、知无涯之警示,我等大致仍属传统型的人文学者或许应在坚持以学求真方向上砥砺前行之余更为冷静地观察正在一日千里速度更新社会的新科技之道德精神性效应?如是,庚子年显示的“人类悲剧”,岂非可能异变为“人类的喜剧”?也未可知也。【以上文段写于去年十一月初某日,今日始重读。当时因思绪纷繁而意旨未明,故未曾续写。并因全球及地域局势年来丕变,逐日资讯铺天盖地,应接不暇,更觉主题失焦,不如搁置也。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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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卷本网文文集于去岁圣诞节前夕收到,十多年的网上任意谈可留下痕迹,夫复何求?